●博主:何仁勇

    对于一个平均日工作时间超过10小时的农民工来说,没有比诗歌更能适合他们的文学体裁了。写诗的门槛不高,发表渠道相对多,所以,绝大多数已经成名的打工作家都曾经有过写诗的经历,农民工的文学梦是与诗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。

    农民工的另一个紧密联系对象是城市户口,或者说,这是他们又一个孜孜以求而可望不可及的梦想。众所周知,一个湖南农民工在深圳住上一二十年,遵纪守法照章纳税,尽一切公民应尽的义务,他依然不能摆脱

“暂住”的阴影。

    现在,深圳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联合《星星》诗刊举办农民工诗歌大赛,准备拿30个深圳市户口对优秀奖获得者予以奖励。对此,社会上反应不一,大致弹多赞少。有一种颇为“主流”的观点是:诗歌是诗歌,户口是户口,把两者加以挂钩有损诗歌的纯洁性。这话是站不住脚的。姑且不论诗歌是否需要那种装在真空瓶子里的“纯洁”,就事实而言,当年许多知青和农民作家,不就是因为其作品才被调到城里,然后才获得更大的发展机会吗?说白了,如今许多文学大奖赛都设置了数额不等的金钱并以此作为卖点———把金钱与诗歌相提并论,其“纯洁性”又体现在哪里?在这里,户口就是一种简简单单的奖励形式,跟用金钱或者其他奖励形式并无二致,因此,对之做出更多的阐述和解读都是毫无意义的。

    把户口与文学创作联系在一起,以前有,现在有,可以预料的将来也暂无消失的迹象。早在上世纪,十位打工诗人作家入户广东增城一事就一时传为佳话。深圳市宝安区政府也曾经以户口为“诱饵”,鼓励打工作家的文学创作,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。在二元化户籍制度没得到根本改善之前,这些以务实精神善待农民工的行为都足以褒扬。

    在中国,一纸户口被赋予了太沉重的现实意义,种种社会保障和公民权利均与之紧紧相连。在某种程度上,与其说农民工是在向往城市人身份,毋宁说他们是在追求公平的社会保障和公民权利。左手要诗歌,那是对未来梦想的期许；右手要户口,这是对现实生活的坚持。面对如斯机遇,农民工两者都要抓,两手都要硬。